核弹的生产技术是二战期间各国竞相追逐的最高军事机密，其获取途径主要围绕理论突破、工业转化、情报争夺与资源控制展开。德国在1938年率先由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发现铀核裂变现象，奠定了原子弹的理论基础，而美国通过曼哈顿工程集中全球顶尖科学家，将理论转化为实战武器。这一过程不仅依赖科学家的智慧，更涉及复杂的国际合作与对抗。
德国虽在核物理领域领先，但重水工厂被盟军特种部队摧毁，导致其核计划停滞。重水是减缓中子速度的关键材料，德国因资源稀缺而严重依赖挪威维莫克工厂的生产。1943年，挪威抵抗组织成功爆破该工厂，延缓了德国的核武器研发进程。相比之下，美国选择石墨作为中子减速剂，避开了重水供应的瓶颈，并通过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浓缩铀，最终在1945年完成原子弹制造。
苏联通过间谍网络获取美国曼哈顿工程的机密资料，包括铀浓缩技术和核弹设计图纸。丹麦科学家玻尔与德国科学家海森堡的哥本哈根会晤至今成谜，双方可能交换了核研究进展。日本则试图通过德国潜艇秘密运输铀材料，但因盟军封锁未能成功。这些行动表明，核技术的争夺不仅是科学竞赛，更是情报与反情报的博弈。
铀矿开采与提纯能力直接决定核弹的可行性。美国依靠加拿大和刚果的铀矿供应，而德国因缺乏海外资源被迫依赖本土有限储备。巴基斯坦战后通过建立原子能研究所与海外技术合作，逐步突破核材料生产瓶颈，印证了资源自主的重要性。核弹技术的获取从来不是单一环节的突破，而是理论、工业、情报与资源的全方位整合。
广岛与长崎的毁灭性打击证明了核武器的战略价值，也迫使各国重新评估军事技术的发展方向。从实验室到战场，核技术的获取路径充满偶然性与必然性，其背后是科学、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复杂交织。
